缘起 －－写这段博文是应了一个博友的要求：“您可否结合自己在国内、国外读书，自己做研究、指导学生的经历具体的说一下国内的研究生教育都有哪些欠缺？要成长为一个qualified的研究者,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
这 个命题出现在我的博文《博物馆里的研究生院》的评论中（1），起因是我对谭宝林《国外的科研经历》博文的一个评论（2）。博友的名字叫“兔子”。我的研究 的一部分涉及哺乳动物啮形类的起源、演化等等。啮形类包括了啮齿目（耗子）和兔形目（兔子）两大类。看在“兔子”跟我的缘份上，就决定写这篇东西。这个命 题很难讲清楚，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我更多地是把它作为My life来写。
题外话 -- 我不是很习惯－或者说是刚习惯－别人叫我老师。最初有人叫我老师的时候，我身上会起鸡皮疙瘩。总觉得自己起步晚，一直都在念书，一年又一年总是个学生，叫 惯了老师们老师。忽然之间天翻地覆，有点慨而慷不起来。骨子里面顾忌的不光是误人子弟，更恐怕自己从此就老了去。直到今天，很多应当叫我老师的同事也很给 我面子，对我都是直呼其名，或是“哎，那个谁…”。是朋友最好。
大道理 -- 研究生的教育过程不光是选了几门课，做一篇研究论文，答辩通过了就算完。这只是最基本的内容，它让人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并能以所学来做研究为生。教育还 有更广泛的内容，包括思想的交流；人性的理解；让自己知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责任；为人处事的举止行为；科学的世界观；团队精神；能够尊重、容忍、同时具有 批判的精神；虚心听取别人的看法，但又不盲目崇拜；懂得批评别人很容易但做出超过别人的实际工作很难；有解决问题并把事情（哪怕是一件小事）做成、做好、 做到最好的意识和努力；知道科学研究不光有关思想，同时也取决于细节；要以学术上做得更好来超越别人而不是靠打压别人来抬高自己，等等。这些东西很多都不 是课堂上能学到的，而是一点一滴领会于生活、工作、以及与人相处的环境中。所以研究生的教育在两个地方完成：课堂上和课堂外。大话说完，下面我就讲一点自 己的经历。
去美国留学 -- 我82年9月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念书，84年11月拿到硕士学位，同时也开始申请出国念书。85年5月先后拿到Michigan和Columbia大学研究 生院的接收信，我选择了去后者。我的导师叫麦肯纳，是我现在工作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也是哥大地质学系的教授和哥大董事会成员。他和我所在的研究所以及国 内的导师周明镇先生有工作关系和私人交情。哥大还没有拿到我的GRE成绩就收了我，不知是否有走后门的嫌疑。不过等我的成绩单来了后我补交给了学校。我应 当在85年9月到哥大报道，但麦肯纳让秘书给我寄了一张地形图复印件，是他在怀俄明（Wyoming)夏天的野外工作区域， 他们在那一带做野外发掘。地图上的工作地点旁标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的名字，麦肯纳让我7月初到那儿去找他们。
我兜里揣了300美 元元，从北京飞到加州三藩市，住在加大一个朋友家，然后乘灰狗巴士从奥克兰到怀俄明东南角的首府夏安。 巴士连夜开，上厕所和吃饭会停一下。我吃了一路的汉堡，那是我唯一知道点的美国饭。路过犹他州的一个小镇，车站边就有吃角子老虎机，我好奇扔了四个25分 币去摇了几把，全军覆灭。到了夏安，在车站打电话联系接头的人。我的英文是二把刀，加上当地人的口音和当初学的英文有些差距，电话里的人话我听不大懂。反 复打了几次后才明白，说麦肯纳给我的电话已经disconnected， 我顿时就傻了眼。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我一人带了两个箱子一个包，站在空无一人的车站上，彷徨。后来我发现车站上有“黄页”（这个黄不是那个黄），是当 地的电话薄，就在上面找老板留给我的那个人名字，没想到就让我给找到了。按电话号打过去，居然真就是他。对方给了我一个他女儿的电话，说她知道麦肯纳的电 话。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我们的营地，他们派了一辆车来接我。见到麦肯纳后给他说了我来的经过，他说凭你能找到我们，我就该你一个PhD。
我 们野外工作的地区在一个美国农民或者说是农场主的地盘上。此人叫查理.沃克，一个很憨厚的人。每天开着他的皮卡到处转。驾座边上总有两盒六瓶装的啤酒，一 边开车一边喝，美国法律在他的地盘上体现不出来。每次到我们营地前，跳下车就在车那边对着车轱辘撒尿，一边还跟我们打招呼，让我开了一回眼。我大概是查理 头一次见到的外国人，他就专门邀请我去他家玩。他有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他吃剩下的比萨饼，摊在茶几上。是微波炉烤出来的 那种，那个烂样子我觉得狗都不会吃。再就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罐，里面有上百公斤的一分钱分币，他说是从二战时就开始攒起来的。然后他让我开他刚买的一个大拖 拉机，参观他的车间。他的车间规模之大，工具之齐全让我膛目结舌。当时国内一个县城或者一个小城市里都很难见到这样的车间。他说除了发动机，他可以自己在 这里加工拖拉机上的任何部件。但他很孤独，他的两个儿子早就离他而去，十几年都没有回家来过。所以他很想跟我说话，而我是半懂不懂假装懂，就让他对牛弹琴 好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人物质上的富裕和情感上的贫乏。
野外完了以后，我去了麦肯纳在丹佛附近山中的庄园。麦肯纳的母系是美国 有名的卡内基家族，他们家在丹佛附近有很多资产。庄园的土地是其中一部分。园中有三幢小楼，在绿水青山中，他自己一家，他父母和给他们看庄园的“下人”家 各一幢，相隔三、四公里。站在巨大的玻璃窗前，他指着视线中的山岭，森林，湖泊和河流对我说，这些都是我家的，你到这里来要了解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和你们在 所有制上的差别。记得当时和他的小儿子布鲁士有一段对话。其中说到我要好好学习，work hard。他说应该是：work hard, work smart（可以翻译成苦干加巧干）。他的话让我觉得中国人比较实干能吃苦，而美国人比较会投机取巧偷奸耍滑。很多年后，我的这个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哥大学习 -- 哥大原是纽约的“国王学院”，1754年10月31日，经英国国王乔治二世颁发特许状后成立，以“推进文科教育，阻止已经在这个殖民地流行的共和原则的增 长”。尽管如此，自由主义传统最终成为哥大的真正标志。此外，哥大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早年的中国校友有顾维钧、郭秉文、陶行知、胡适、 徐志摩、陈公博，闻一多，蒋梦麟、马寅初、冯友兰、唐敖庆、吴文藻、宋子文、何炳棣、金岳霖等。仅从地质科学的角度来说，著名地质和古生物学家，德裔美国 人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来华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主任。他到北大后的善教影响到中国早期地学界的许多人，比如孙云铸、杨钟健、乐森璕，李四 光、黄汲清，丁道衡等。葛利普1946年逝世于北京，安息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进北大西校门往南的荷花池边。这些历史的千丝万缕让我对哥大很有好感。而这些 微妙的地方往往会不经意、但深刻地影响到人的心理，自信，以及对自我标准的要求。
我的专业是哥大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共同支持的。我 在哥大上课，在博物馆做研究，办公室在馆里，但住在学校附近。第一次选课时，我去征求麦肯纳的意见，他说你选什么课问题都不大，但有一门课你必须要选：微 积分。我很纳闷，我的专业是古生物，需要学的主要是生物和地质两方面的课，基本都是描述性的东西，工作中也从来不会用到微积分。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 希望你能理解地球是一个削圆了的立方体。因为我在北大学过微积分，按学校的要求我不用再选这门课。但麦肯纳的回答让我悟出一些道理。他又对我说：你到这儿 来不是因为我能教你什么，你也不要指望我教你什么。我过去有很多的学生，也不是因为我教了他们什么；是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它在教你。这一点我当时不是很明 白，但后来明白了。 最后他说，有时间你到七楼库房去自己找一个博士论文课题吧。我们这个楼里有八层都是标本库房，收藏了好几十万件标本，七楼有最多的门类。我那时对专业基本 上是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把几百个抽屉搜了一遍，最后找了一个论文题目的材料。现在看来，这个论文很普通，如果导师用心指点， 也许会找到更好的论文，而且会省很多时间。但这个过程确实也有助于我自己的独立研究能力。我不能确定哪种方式更好。一个训练好的学生不怕换研究轨道，他可 以同样做得好。但现在的很多情况是PhD研究论文本身就可能决定一个学生的命运，让人没有太多选择、调整和显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和时间。对我自己来说，如果 当初麦肯纳为我指定一个题目，有可能会是一篇更好的论文，但我现在也许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刚开始上课是不可能都听懂的，能有一半就不 错。下课后借美国学生的笔记来看，花很多的时间自己来补。这种状态在一年以后开始好转。我们这个学科要求45个基本的学分，大约平均下来是15门课。有些 我想学的课哥大没有，我就到纽约州立或市立大学去上。这些学校之间有一定的可以互选的课程。每个PhD候选人要做至少两个学期的助教。这一是对学生的训 练，二是以工换奖学金（否则学校得花钱去雇助教）。同时要把PhD论文的研究方案（proposal）做出来，在学分达到基本要求后，进行博士资格答辩。 答辩时学生介绍自己准备要做的论文。委员会五个成员，其中至少一位是本专业外的教授，每人至少30分钟提问，问题有关论文相关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关于背景 知识，问题五花八门。我记得我当时有这样一些状况。一个教授拿了几页纸，上面有几百个普通地质学方面的简单问题（他用同样的单子对付别的学生，教授偷懒的 一种），他在上面随便找问题问，要求我的回答就一个字，不用多说。比如“海底地壳是平的吗？”我答No.“地球背面和纽约相同纬度的城市有？”答 Beijing。等等。有位教授拿一张地形图，让我在上面找到我们工作的点，并说明它的坐标等参数。然后又是一张地质图，要我根据图选择一条剖面线，能够 最好地控制图中的地层。最后又拿出一块沉积岩石，让我根据它说明上下关系，沉积环境和类型，以及相关环境中可能出现的生物类群。麦肯纳问了我一些关于论文 的问题，然后背着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蹄兔的头骨标本，两手捂着标本的大部分，让我从看到的头骨部位鉴定是什么哺乳动物。然后，把标本放到桌上让我谈蹄兔系 统发育有什么样的问题，当前有些什么新的研究，谁做的，发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看法，等等。 有回答不上的问题很自然。教授们并不是想让你难堪来开心，他们是测试你的知识范围和深度，看你是不是具有了去做博士论文研究的基本能力和知识。通过答辩 后，委员会给我一个评估，告诉我那些方面需要加强，以后可以去选有关的课程或自己读一些相关的书或者文章，当时就给了几篇参考文献。获得博士生资格后，基 本就进入博士论文阶段，时间会比较有弹性一点。
我的奖学金只有九个月，夏天没有钱。有一段时间（大概半年）我到曼哈顿下城打过一段时 间的工。每个周六做一天，帮人卖东西，看铺子。一天下来35元美金。一是为了挣点饭钱，二是体会一下打工生活。我到美国来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机会到餐 馆里去打过工。那是一个特别的环境和文化，很多中国学生都有的经历我错过了。
我在哥大也选了很多杂课。我喜欢美术，同时也和我的形态 学研究有关。从科学院研究生院回所后，我就参加过两个素描的夜校班，自己掏钱。在哥大时我又选了三门美术课，素描、油画和木刻，都是晚上的课，成绩还都不 错，记得木刻还是A加，印象最为深刻。西方美术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人体，所以开课后一上来就是画裸体模特儿。头一回看见漂亮MM摆个姿势在那里有点让人透 不过气来。而另外一个模特儿是个干瘦的老翁，一身青筋骨头满身的褶，几乎有点吓人。老师一堂课上就在不停的念叨“beautiful， beautiful 。”我才体会到美术家对美的看法不光是“好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对科研的看法。那门课的老师英文次得不行，是位前苏联的雕塑家，可能还是成名人 物，自称摸过斯大林的头骨。我们的一堂课是在他Soho的家里上的，那是我最初对Soho区的认识。我的素描是半专业水平，课堂上大量的线条图，班上的同 学说应当拿到街上去摆个摊卖。其实他们不知道在纽约地区学美术的中国学生有多少。
我的第一篇英文研究论文是在我做博士论文期间完成的，它和我的论文没有关系，完全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的一个题目，觉得有 意思，就做了出来。当我把写完的文章交给老板看过后，他在英文上修改了一些地方，然后写上“excellent paper” 两个字。我的一个师兄感到好奇，说麦肯纳从来不说人好，就把我的稿子拿去看。我本来是把麦肯纳的名字放到文稿上的，但他说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说: “That’s your baby.”所以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我单独发表的。
我在博物馆时曾经组织过一个非正式的研讨会，每个礼 拜五中午进行。大家带了午饭，一边吃一边听一边聊。一个人主讲，是学生也可能是研究人员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来的访问者。题目杂且随意，不一定是成熟的研 究。当时来参加的人不少，比如史蒂文.J.古多尔（Stephen J. Gould)有时会来听我们的讨论。他看上去个子不高，是个很和善的人。 1972年他和N.Eldredge两人提出“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学说而成名。 他们两人都是从从哥大拿的PhD,专业也是古生物。当年在做研究生时，史蒂文也做过一些早期哺乳动物的研究，后来没有怎么做研究，但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和 书籍，成为进化生物学最近这二、三十年的代言人，2002年去世。N.Eldredge身体很好，还在我们系里上班做事，也写了不少的科普文章。跟他们在 一起的感觉是平淡，普通的人，普通的日子。
等到博士答辩时，和博士资格答辩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两者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地说， 博士资格答辩时，台上的是学生，要回答下面坐的教授的问题，基本情况是考试。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坐在下面的教授是学生，答辩过程是答辩者显示自己的舞 台，基本情况是答疑。一篇博士论文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做论文研究把一个学生训练成可以独立做研究的人，而且是在这个课题内容上的权威，他在自己这个具 体研究课题上要达到研究的最前沿。当然，这个研究课题可能只是一个很窄小的研究领域，甚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答辩者在这个时候应当要比教授们对论文里 的研究内容知道得更系统、全面、深入，并且有新的、超越前人的、教授们不懂的内容。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博士学位就欠了点火候。
博 士以后 —— 拿到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做博士后。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中都处在找不到工作要改行的巨大压力中。但我一直也都在努力的工作。到了96年的春天，忽然发现有两 个工作在等着自己，我才体会到过去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我的第一个工作是麻州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我不担心自己的研究，但对教课没有把握。我教的第一门 课是哺乳动物学，我没有学过这门课，加上英语不是母语，很担心教不好，所以很用心地去备课。我上第一堂课时，有上百个学生，各个专业的都有。很多人是来看 看这门课是否适合他们，并非一定会选这门课。我对学生说，无论你们选不选这门课，我有下面几句话要对你们说：1）人的知识结构应当是“T”字形，有一门深 入的专业，但也要有其它广博的知识。2）“Get things done”。无论做什么大事小事，一定要把事做成；事情做不成，什么好的想法都只是空谈。3）“Don’t give up”。不要轻言放弃，什么事情都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即使不成也不会后悔。第一个学期下来，我被学生们选为当年的最佳教师奖获奖人。但我的系主任找我谈 话说，系里从来没有给第一次开课的人最佳教师奖的，他把奖给了名单上第二顺位的人，是一位我尊敬的女老师。我在做学生时她就是教授了。我并不在乎那个奖， 但我很高兴自己在教学上的能力得到认可。我也体会到，课堂上老师的主要功能是介绍，解释基本的概念，方法和课程内容中存在的未解或最新出现的前沿课题，启 发学生如何寻找问题，让他们对一门学科产生兴趣。太多的零碎是浪费时间，而且容易让学生失去兴趣。具体的、细节上的内容，学生在需要的时候，会很容易自己 找到。概念和方法等等，学生也不是不能自己去理解或自学，但那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教课的一个实际效果，是让一群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对授课的内容有一定 程度的理解。这是社会教育比较有效率的体系，但不是唯一的教育方法。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限，多半都是自学而来。但周围的环境很重 要，常常在不经意中学到或领悟一些比掌握一门技术要重要得多的思想。
对于做研究，我就不多说了。我从来都是把我的博士生、博士后看作 同事。我们共同讨论问题，争论问题，有时会很激烈，但我们彼此尊重，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很多时候他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但我可以在很多方面对他们有 所帮助，这应当是学界的一个基本规律：做学生的时候你需要别人的帮忙，做了教授后你应当帮助别人。从多年的学生生活和找工作的艰难困苦中走过来，我能深深 体会这句话的含义。
99年我拿到了现在的位置，也是我的第二个工作，应当说是努力加运气的结果。我的办公室就在麦肯纳办公室隔壁，我的感觉就好像历史在这里碰了头。这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位置，因为占有较多的资源，圈内的人对你的期望值就比较高。当然，这些是我要去面对的问题。
结语 －－ 打了一通太极后，回到原来的问题：国内的研究生教育有哪些欠缺？成为一个合格 的研究者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欠缺一个思想活跃，有自由空间，少一点权术，多一点学术的环境。
第 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相关。回答是应当在“大道理”里面的方方面面花功夫。但这又受制于环境的缺陷，所以这几乎是一个没有解的两难。但如果能明白这个道 理，每个人总能根据具体的情况找到一个最好的自己。一代一代的努力，总会出现一个好的环境。而每个人的生活别人是没有办法教的，只能自己去过，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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